“其实币制跟蒋经国基本没有关系，他没有那么大的主导币制，他做的事情仅仅是上海地区的经济管制。”对于热播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史专家刘维开如此说道。对于电视剧里的“铁血救”，他说从来没看到过材料能这个组织的存在，只有一些老一辈人时说过，有些野史记载过，但不足信。
2014年10月6日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在几天后就登上电视剧收视榜首，这部电视剧不仅吸引了平时并不热衷于国产电视剧的群体，连大学教授们也开始追剧。正在复旦大学的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党史专家刘维开也听说了这部历史剧：“这几天跟学者在一起，晚上一起吃饭，到了一个点儿，就有老朋友说要回去看电视剧。”
《北平无战事》的编剧是写了《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的刘和平，电视剧对外宣传和观众的直接观感是这是一部历史真实性很强的电视剧，是一部以1948年肃贪、币制、国共谍战为背景的剧。但《北平无战事》依然是电视剧，不能视为历史。
10月19日晚，刘维开教授针对《北平无战事》中的历史背景问题，接受了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刘维开教授曾任中国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专长于中国近现代史、史，师从历史学家蒋永敬。
东方早报：电视剧的一条线年币制时期的北平肃贪。在1948年有过反腐吗？是怎么反的？
刘维开：反主要是通过各级别监察单位来做的，也有法律支撑，所以反腐制度还是存在的。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当时有一个军风纪督查团，这个组织有团长、秘书长，地方上有委员，派去全国各地调查所反映的官员不情况。很多踊跃向他们反映各种贪腐，督查团是配合监察单位来反，当时也抓了几个大的来杀鸡儆猴。比如，1946年在北平还惩治了一个高阶将领，这在当时影响很大。军风纪督查团对当时吏治多少有作用，但随着战事的逐渐扩大，督查团的工作就慢慢结束了，到了后来打仗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反。
东方早报：电视剧里有几个主要人物比如梁经伦和曾可达，他们的身份背景是蒋经国“铁血救”，这个组织在电视剧里影响很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刘维开：我没有听说过有这个组织。从来没看到过材料能这个“铁血救”的存在，只有一些老一辈人时说过，有些野史记载，但不足信，在正式档案里，我没有看到过有这个组织。
东方早报：电视剧里“铁血救”被认为是内部的一个少壮派。在当时，有少壮派这一说法吗？
刘维开：当时会讲到有年轻一派和年长一派，所谓年轻一派主要是三义青年团（即三青团）。三义青年团是1938年成立的，之后它基本上运作跟没有关系，但慢慢地它成为的青年组织，被认为是青年培训的组织。抗战之后，青年团力量已经非常大了，甚至有组成新政党、的做法，所以蒋介石决定把青年团并到，也就是党团合并。在这个过程中，蒋经国被认为是青年团的主要。1944年青年团曾成立了一个学校，叫中央干部学校，蒋经国担任教育长。蒋经国在这个过程中，被认为是青年团的领导人。
青年团在并到后，就成为的“”。蒋经国跟青年团的关系比较密切，对于青年团的年轻后辈有吸引力，所以凡是从中央干部学校出来的，都自称是蒋经国的学生。干校出来的不少人都去了台湾，有一部分人在发展。到了台湾之后，系统内旧人开始退出舞台，就需要青年人，主要来自。当时的地方党部，几乎都是的。扎根地方，有相当大作用。
东方早报：电视剧自始至终有一个人物在把控着局面，但他从未出现，就是蒋经国。蒋经国是以“建丰”的名字出现在电话、电报上。蒋经国本人用“建丰”吗？
刘维开：蒋介石这一房叫“丰镐房”，所以为蒋经国取名“建丰”，蒋纬国取名“建镐”。据我所知，蒋经国只有在跟父亲蒋介石写信的时候才用“建丰”，在其他场合，我没有看到档案文献他用过这个名字。
刘维开：币制主要针对的是法币贬值和恶性通货膨胀。国民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就决定要做币制，以遏制通货膨胀。但内部对是否需要币制是有不同意见的。就蒋介石个人而言，需要币制，但当时负责财政的官员有各自的主张，结果造成币制一直拖延到1948年。
到了1948年5月国民行宪，当时长是翁文灏，财政部长是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是俞鸿钧，他们基本上在政策上比较配合蒋介石，所以当时虽然还是有一部分财经界人士并不认同币制，但一方认为可以做，所以展开了币制并发行金圆券。对蒋介石来说，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币制的时间很不好，当时全面内战已经开打。币制刚开始的时候对确实有一定的吸引力，之初，金圆券理论上是可以兑换黄金的，但当时要求暂时不能兑换。
随着战争的发展，战局对很不利，慢慢就开始浮动，大家就希望把黄金赎回来，而没有同意，这就引发了。到了1948年11月公布《修订金圆券发行办法》，同意有限度的兑换，结果导致挤兑，酿成了大金融风暴，百姓对金圆券失去了信心。
刘维开：当时法币贬值太厉害了，有时候甚至一日数变。法币可以说是银本位制，但也是汇兑本位，是跟着国际强势货币走。币制，是回头改为金本位。之后一直是银本位，到了1935年的法币政策后就实行汇兑本位。到了币制的时候，对纸币没有信心了，所以回到了初年的政策，在初年，打个比方“可以凭本券兑换银元5圆”，金圆券也是如此。金圆券刚发行的时候，对物价确实有稳定的效果。随着战争局面恶化和对的不信任，很快就发生了币制危机。
通过币制是不是把百姓的财富了呢？其实，币制的做法跟1935年的法币政策是一样。法币政策是采取外汇本位，把民间的白银收为国有，你把银交给，给你等值的法币。这次做法其实是一样的，在发行金圆券的时候，有一个发行准备金。为了发行金圆券必须准备多少的黄金、银元，另外还希望把民间的黄金全部纳入进来作为准备金。但金圆券跟法币的差别在于，金圆券是可以兑换的，而法币是不能兑换的。所以理论上，不能称之为是为了民间的财富。但战局不好，后来又发生挤兑，为了稳定金融稳定，又不能把黄金全部抛售。这就影响了的威信，也影响了的基础。
刘维开：币制基本上跟物价管制是同步进行的。所谓物价管制也就是以1948年8月19日那天物价为基准，要求商人不能囤积，不能涨价等。当时还划分了几个经济管制区，并经济管制员出去督查实行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经济管制区就是上海。蒋经国就被派往上海担任经济管制员，所以他管不到北平。
蒋经国到了上海后雷厉风行，组建戡建总队，在上海各地查物价，一时在中声望较高。可是没多久就出了问题，物价是不可能通过的强制命令来控制的。很多商人根本就不卖东西，你不卖，市面就缺，黑市价格就高。
蒋经国对囤积居奇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扬子事件。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囤积了大批物资，结果被抄出来了，引起轩然大波，但孔令侃不久就被放出来了。蒋经国也很无奈。他对说，从法律来说，扬子公司的这批东西是的，进口的时间是“819”之后，是进货而不是囤积。之后发生了杜月笙儿子杜维屏的事情，杜维屏因“囤货炒股”，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万股，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六个月的徒刑。就说蒋经国在“上海大老虎打不成，打苍蝇”。这时蒋经国已经感觉到，上海这边，他已经完全不能控制了。
东方早报：一直有一种说法，扬子公司事件中，蒋介石受到宋美龄压力紧急从北平回到上海处理此事，是这样吗？
刘维开：我们找不到任何档案文献说是宋美龄把蒋介石从北平叫回来处理这个事情的。我们可以看到，蒋介石是在扬子案发生很多天后，在北平主持军事会议结束后才回来的。看不出他从北平回来跟扬子公司事情有关。这种说法，都是以讹传讹。后来关于打老虎有很多绘声绘色的说法，不靠谱。
刘维开：对蒋经国来说，这是不太愉快的经验，毕竟打老虎被赋予众望但草草收场。在某种情况下，就蒋经国来说，1948年的经验不是太好。蒋经国线年蒋介石下野回到奉化老家，当时宋美龄到美国去求援助，蒋纬国在军队，真正在这个时期跟随蒋介石的就是蒋经国。从1月21日到4月23日，这段时期，蒋经国几乎每天陪着蒋介石，有时候蒋介石把重要任务给蒋经国，对蒋经国的经历，是有相当大作用的。
刘维开：币制失败对快速丢掉是有影响，但到底有多大，很难说。因为不管从什么角度看，最后失败的原因还是军事，军事败了就败了。而且经济崩溃就是因为军事，仗打得好，经济是不会崩溃的。这是很现实的事情。打仗不行，对你就没有信心，也就对没信心，然后整个市场就会发生很大波动。市场经济的稳定来自对市场的信心，一个事件发生，实际上会了对市场的信心。到了碾庄战役一败，其实已经支持不下去了，而且影响最大的就是上海，因为碾庄离南京、上海很近。
东方早报：在电视剧里，在北平解放前夕方孟敖接受蒋经国命令，把通过币制从民间的黄金白银外汇运到台湾。有这样的事情吗？
刘维开：北平没有黄金，因为金库在上海。运到台湾的黄金只有来自上海的。这个黄金是发行金圆券的发行准备金。不能因为仗打败了，这些黄金就不管了，当然是运到安全的地方。当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碾庄战役失败之后，南京受到，上海也受到影响，上海的黄金当然要运到安全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就开始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分批转移，一共300多箱，共200万两。这些都可以从“中央银行”的档案里查出来。
北平没有黄金，所以理论上不存在从北平运黄金的事情。但在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却用飞机运走了大批军队。
傅作义跟最初的和谈是局部和平，当时跟达成了协定，停火停战，之后才是全面和平。北平刚开始的时候，是和平转移。天津是被打下来的，但军队都还在，都是中央军。傅作义把李文、石觉他们都找来说，我跟中谈，你们不跟我走，就用飞机把你们送走。所以在局部和平签订之后，李文的部队和石觉的部队都被送走了，他们两人后来还继续跟解放军打仗，李文在西南跟解放军打，石觉守舟山群岛，他后来去了台湾。
傅作义知道自己打不下去了，这是很现实的事情，而且蒋介石是知道的。蒋介石决定1949年1月21日下野，他就派徐永昌跟傅作义见面，告诉他，我决定下野，但晚一点跟签订和平协议。所以北平解放是在蒋介石下野之后。对此蒋介石也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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