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梦见杀猪喜剧电影总能反映当时社会发展的现状，自1913年拍摄的《难夫难妻》和《庄子试妻》开始，中国电影人已经开始将喜剧元素融入电影，默片时代的喜剧片很难被直接定义为喜剧片，更多的时候只是充满了打打闹闹和夸张的肢体语言的表现，这些电影被称为“滑稽片”可以更为合适，虽然有以洪深为代表的一批电影人创作了“开心三笑片”等优秀的电影作品，在默片时代的中国电影界中并没能出现如《将军号》、《城市之光》之类的喜剧，也没能出现如巴斯特.基顿、查理.卓别林似的喜剧大师。这样的情况其实是与上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中国政局密切相关的，在时局动荡不安、经济萧条的年代，观众选择了喜剧电影，而中国观众选择的是神怪武侠，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中，喜剧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实在是举步维艰。直到步入30年代之后，针贬的喜剧以及发映社会底层物状态的悲喜剧逐渐进入影院，《王先生》系列、《十字街头》、《马》、《天作之合》等喜剧长片成为了这一时期不同喜剧风格的代表之作。随着战事的结束与国统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不断升级，在抗战胜利后，一大批直接针对、社会的喜剧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代表作品有《还乡日记》、《乌鸦与麻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之后，喜剧电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了另外一条道，在这里不得不提根据漫画家张乐平连环画改编的电影《三毛流浪记》，这部足以为列中国喜剧电影史里程碑式的电影前半部拍摄于1949年10月之前而结尾部分拍摄于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整部制作团队并未发生变化，但还是能从其间看出导演、编剧、演员等人对于电影整体思控制的细微变化，这咱细微的变化使得这部电影多了几分教科书似的意味。这部承上启下的喜剧电影结束了中国喜剧电影喜剧的时代，而令一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政策主张的“歌咏喜剧”走进了电影世界。
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电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喜剧电影，即使是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后，也只是出现了如吕班的“喜剧三部曲”（《新局长到来之前》、《不拘小节的人》、《未完成的喜剧》）等寥寥可数的几部喜剧，随后出现的《今天我休息》、《锦上添花》、《哥俩好》、《大李、小李和老李》等电影也只能算得上是充满了误会与和谐的轻喜剧。再后来，所有的喜剧电影都成为了“工农兵”的毒草……
直到后，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10年的空白之后，中国喜剧电影进入不断推陈出断，不断探索发现的发展期。
无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女跑男追的小青年还是“真能做”的旧社会农民，无论是花天酒地不务正业的大少爷还是生活在大都市角落里的小市民，无论是面对迷茫依旧的努力无业青年还是迷于武侠小说的公司职员，在这些电影中观众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生活在社会之中的物，这些物与电影人一起反映着面对、面对社会变化的不适应以及面对政策变化的迷茫。
在这一时期，《天生我材必有用》（《父与子》、《二子开店》、《傻冒经理》、《父子老爷车》、《爷儿俩开歌厅》）系列电影令人印象深刻，套用时下很流行的一句评论，这是“很接地气”的电影作品。电影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俩所饰演的老奎和儿子二子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中父与子的代表，老爸不化，一板一眼却又无比痛爱着自己那个有些不成器的儿子，儿子调皮捣蛋，新潮时髦却并不能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小子。这样紧扣时代发展，契合城市化进程的线而如此接近普通百姓生活的喜剧电影如此生机勃勃，是中国喜剧电影中难得一见的具有极佳张力的电影。
进入到90年代之后，被称为中国喜剧“时代的最强音”的冯氏喜剧走进贺岁片市场，有趣的故事、市场化的运作模式都让如《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大腕》等电影取得了不错的口碑与票房。当冯小刚开始感慨喜剧电影越来越难拍之后，冯氏喜剧也只能靠着观众们的支持一枝独秀，直到世界杯期间，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一个宁浩，《疯狂的石头》居然让我放弃为了半夜看球早早休息的机会而走进电影院，这真的很难说不是一个小小的奇迹，要知道，那一个多月的球迷们过的都是什么样的日子，天天顶着国宝一样的眼睛上班，随便找个什么地方都能睡着的，而且去看电影那天晚上可是四分之一决赛：巴西 V/S 法国……看来对我来说，还是电影的魅力会比较大。
如《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这样的都市喜剧，或者《斗牛》、《让子弹飞》之类的黑色幽默的确能够让中国电影观众兴奋那么一下下，但不得不说更多的时候看到的是无聊的耍贫或是简单的犯贱，甚至是一种不知所云的胡搞，好吧，我的确承认我的笑点是越来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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