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对的，我被一个老板委托，改版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刊物《电影作品》。为了办好刊物，我与在成都的诗人何小竹、石光华和翟永明一起，邀请韩东、朱文、于坚等诗人作家，陈凯哥、贾樟柯、吴文光等导演，在成都召开了一场“电影与文学研讨会”。
1999年，对的，我被一个老板委托，改版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刊物《电影作品》。为了办好刊物，我与在成都的诗人何小竹、石光华和翟永明一起，邀请韩东、朱文、于坚等诗人作家，陈凯哥、贾樟柯、吴文光等导演，在成都召开了一场“电影与文学研讨会”。我当时想，这本刊物至少可以办三期，三期后一定可以对中国电影与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但事与愿违，第一期刚出，老板就和峨影厂吵开了，我的电影雄心刚露头，就打击。2001年，我转战，觉得还是应该从一个字一个字写起。中国的电影，还在们手里。
仅有的那一期，据说在电影和文学朋友中还是很有影响。多年以后，我终于看见了它，并找到了我当时为它写的《改版自语》。时隔19年，我读了文章，梦见钱包丢了翻阅刊物，差点哭了起来。这里，借我在《凤凰读书》开的专栏，先把这篇短文刊发如下，算是我的鹄志。见笑，不过文章还是挺好看的。
80年代初，我刚搬进楼房居住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即将自己的耳朵贴在写字台上，就会听见许多隐约的声音。其中有人说话的声音，有杯子摔烂的声音，有敲门的声音，还有汽车刹车的那种声音这些声音，空灵、遥远、但也真实。当然，要听见这些声音，还需你十分的安静和专心才行。80年代初，许许多多的下午和夜晚，我都平气，将耳朵贴在写字台上。尘市喧嚣、外婆的唠叨，以及那些烦人的事情，就都在这专心的倾听中远去了。
我的朋友阿静也住在一幢楼房里，而他阳台的下面，刚好是个巨大的四合院。在四合院里，住着30户人家。阿静和我有种近似的爱好，只是这爱好不是用耳朵听，而是用眼睛看。他对我说，他一有空，就站在阳台上看下面的四合院。看院子里的人做饭、吃饭、洗衣服和晒衣服，甚至看他们倒马桶，偶尔也看见一些恍惚的吻。
这其中，他还特别注意一个老头和一位少女。那老头每天早晨一起来就坐在院门前喝茶，一直要喝到天黑。有时候，也会有一两个人陪他坐坐；但更多的时候，都是他一人。而那位少女，朋友阿静说，我只看见她早晨出去，却从未看见过她什么时候回来。
声音与图画，听与看，我和我朋友阿静的“爱好”与“发现”，说到底，也就是一部好电影应该和可能给予我们的全部内容。那些静止的物件，比如街道、房子、法国梧桐和一扇紧紧关闭的院门，以及在这街上走来走去的老人，当他们被放映在屏幕上，再被我们看见，他们整个的意义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时候，谁家的门突然打开，那“嘎”的一声传进我们的耳朵，电影，它把我们完全带入了我们在睡梦中见过或者非常想见的世界。
《电影作品》带给读者的，或者说《电影作品》希望电影带给观众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似曾相识的回忆，若有若无的人与物，和现实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看”。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位颇有见识的朋友曾经说，他想送每一位朋友一个望远镜。这个想法是对电影最好的理解，也是人类深层意识中最有价值的冲动。
朋友阿静每次都只看见她出去，而没有看见她回来，这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即她每次回来的时候，阿静都刚好没看见。要知道，这种可能性的存在非常之大。但对于当事人阿静来说，他却绝对不同意这种看法。
杨黎，1962年生于成都。狮子座，烟民，传统性生活者。关键词为第三代人、非非、废话。有著作数十集。现居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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