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电影迈入票房破550亿元的发展新阶段，而电影评论有价值的介入、评判还相对缺失的时候，当“不疯魔不成话”成了某些评论的暗规则，“拍砖”“红包”“互黑”式影评搅得电影市场泥沙俱下之时，我们应当如何对待一度被视为电影创作趋向风向标的电影评论？近日，专业评论研究界专家的议论之声，溢出了在上大上海电影学院举行的“电影创作与电影评论良性互动关系研讨会”。我们约请其中几位专家发表真知灼见。
繁荣电影，是中国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和发展的一种需要。近年来我国电影创作、电影产业快速发展，无论是产量、银幕数、影院数等都位居世界前列，从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转型，电影在其中显然承担着重要的建设任务。从中国电影史发展来看，在很多历史阶段，电影创作的兴旺往往跟电影的繁荣紧密相关。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很多在今天仍然被视为精品佳作的经典，这些的出现和整个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和30年代左翼电影的繁荣发展都相关。当时以夏衍为领导的电影小组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抓电影。很多左翼影评人占领了各大报刊的电影副刊（栏目），发表了一系列能够改变中国电影创作方向、对包括郑正秋等名导演在内的创作人员产生影响的影评。当时，一部新片出来后，很多观众往往说要等一等，要看王尘无的影评以后，再决定是否到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可见王尘无的影评在当时是一个品牌。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第五代导演崛起，他们的创作得到电影界的重视，对他们作为整体现象和作品本身的评介，也影响了一大批观众的审美与电影观念。
中国电影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有更美好的愿景——到2020年，预计中国电影市场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但数量的增加、市场的扩大并不意味着质量的必然提高，我们的电影创作质量还存在着许多不符合国家需求、也不符合观众期待的地方。中国电影发展到现在有一百多年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电影理论，我们运用的理论要么是苏联的，要么是的，培养了很多博士、博士后，他们电影理论的来源、框架基本上都是外来的，这不能说不对，但不能变成唯一的途径，中国的电影学者和电影理论、工作者要通过实践和学术研究，努力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体系，这是当下电影理论和工作最为迫切的任务。
就我个人认识而言，电影应该是一种发现，是一种创造。对者来说，首先要发现影片本身的闪光点或者创新之处。其次，者自己的个性也要在影评当中得到凸显。也就是说对影片的阐述和表达能够充分体现者自己的学理，它需要运用理论来进行，理论本身可以跟电影有机融为一体。从事电影，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者个人对影片最初的观感、看法、感受，这是的起点。者可以运用美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理论来解读，但是不能够为了加强学术性而者自身对影片最初的或者厌恶，不能用现成的理论去肢解影片，把它变成枯燥的学术论文。
影评人和创作者之间是一个爱恨交融并且互相依存的关系，用句时髦话说，是“相爱相杀”。如果没有评论的话，创作就是潭没有涟漪的死水；如果失去了创作，评论更是像飞鸟失去翅膀，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它们的关系怎样才算是良性互动？
影评可能不算是什么大事情，它做不到一言兴邦，但它也不是小事，毁掉一部电影还是很容易的，毁掉一个导演也不难。我们一直说影评要直抒胸臆，但是直抒胸臆在当下有没有一种规则？它的底线在哪？影评的伦理在哪里？这是值得思考的。当我作为一个导演的时候，享受到评论对我的恩泽，享受到影评赞扬的快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一些恶评，有时甚至是对创作动机的“”。然而作为一个导演，应该非常，胸襟必须宽广，他必须承受一切，因为，当他在荧光灯下、领台上，他一人承受的荣耀实际上是集体的荣耀，既然导演享受到电影成功的最大红利，那么所有的委屈、包括“脏水”，导演也必须承受。该背的锅，导演不背谁来背？导演去和影评人仗，毫无意义。比如，有影评某片广告太多，但实际上影片没有接过广告，仅是日常生活的呈现，我觉得导演并不需要去特意声明或在微博上发声反击，这是一个电影生态的问题，大家觉得广告太多，将这种上升为一种，有时候就“过敏”了，导演对此不必斤斤计较。
反过来说。在各色各样的影评中，有情绪化的，有“式的”，它们都是影评，包括观众信任度相对较高的豆瓣评分，有时也出现极端打分。有人因为喜欢某位演员，不管片子质量如何就打五星力挺；不喜欢某明星或某类题材，就会在评论里说“尽管我没看过，但我毫不犹豫给它零分”。我认为，所有这些声音，都是影评，我们也得承受。作为职业影评人，大多是来自院校、理论界的专业影评人，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的方向和目标在哪里，而不要迷失在众声喧哗中。电影是客观的，但眼睛是主观的。举个例子，陈凯歌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但他执导的电影里有的是作品，有的则是他的产品。《黄土地》就是陈凯歌的作品，《下山》可能就算是他的产品，时，我们如果把作品当产品、把产品当作品，就会产生偏差。家对作品的要求应该是的甚至是不留情面的，但这种不留情面应该是建立在准确、精准的专业判断基础上的，精确打击或精确赞美都行，但不应该是无底线的恶评和无的滥评。
通常看来，导演烦影评人，影评人也烦导演。兼具两种身份的我却乐于这样描述：“我做导演的时候，曾经爱过一批影评人；我作为影评人的时候，则离不演。”他们是互相依存的恋人或怨偶。
怎样才能使电影理论走进创作，庙堂，走入观众？有三点非常重要。一是要提升电影理论的前瞻性。我在看2017年的相关理论文章的时候发现，因为2016年中国电影市场出现调整，学界基本上一致看衰2017年的电影市场。有专家说，因为经济转型带来的影响，票房下滑具有必然性；也有专家提出，目前的电影观众群体集中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年轻人住房教育医疗等各种压力大，所以他们没有心情也没有时间去看电影，票房下滑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情。但是2017年电影市场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因为有了几部主流的推动，中国电影市场不降反升，且涨势超过30%。于是又有专家对今后前景作出乐观预测。对电影市场的判断，在年初和年末判若云泥，到底根据何在？可信度几何？我认为，对于这些问题都应该有切实的分析、详实的数据、透彻的研究作为支撑，不能搞“赢家通吃”。理论必须加强前瞻性和科学性。电影现在经常成为的热点，各种的背后实际上常常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对电影的前瞻，可以有个人的表达，但一定要有科学的，我想这是电影赢得尊重的前提和必要的条件。
二要加强电影的整合性。近年来，上海的电影理论非常活跃，成为继之后中国电影理论的又一个中心。中国电影理论和的大进步大发展，也许正蕴含在这种良好格局的形成和良性的竞争中。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力量的协调，研究方向、课题等的选择，就成为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在电影的创意生产方面，我认为除了，上海也应该主动发球，敢于亮剑，整合我们的力量，营造我们的方阵，打响我们的品牌。
三是扩充覆盖性。一定是两面的，一旦离开了被的对象，它的优势和特长就无从体现；另一方面，如果就事论事，的生命和价值就容易被遮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思想应当更加敏锐，视野应该更加开阔，解析应当更加透彻。理论的空间还是很大，比如说对观众的研究、电影产业供给侧的研究。对一些过去我们不触及、不入法眼的问题，应该纳入视野，去拥抱，比如说正在如火如荼发展的微电影，应该给予关注。
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电影创作者是特别尊重影评人的。到了90年代以后，电影创作方则开始更尊重资本，不怎么在乎影评人了。发展到今天，一度出现过这样的乱象，即我们的电影评论里有好多都是商业操作，也有好多砸锅、起哄的所谓影评，这显然不利于电影整个产业的良性发展。
现在，国家高度重视评论的重要性，电影创作界也越来越重视评论的重要性。我认为，评论至少应该跟三类人进行互动。首先，评论对观众应该有一个引导的作用，我们应该研究引导机制。一部片子出来以后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专业影评人和研究者可以给出真正专业的意见，避免在泥沙俱下的混战中，出现有一些刷票房的力量通过影评这个平台相互黑对方，还有一些看客们在起哄，专业影评应当避免和对冲这样一些负面现象的出现，帮助电影市场变得有序。第二，我们的电影评论要建立与创作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互动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创作者要尊重电影评论，电影评论也要尊重创作者，那种非的“拍砖”应该越来越少。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大家营造一个专业的学术探究和评价。再者，电影评论者互相之间也应建立起一种关系，我把它比喻为一个“话语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评论家各自就一些作品进行解读，相互做一些激发，可以生发出很多有意义的社会性话题、思想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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