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作现象引人关注

　　从2001年到2002年，中国电影界出现了197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21部作电影同时亮相电影舞台。这个现象引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关注。 这些影坛新人们的新作视角更为宽泛，形式更多样：关注普通人困境中灵魂追问过往、现实冲杀的《寻枪》、《我最中意的雪天》，情理相生、亦真亦幻的儿童片《我是一条鱼》，审视２０年后老人恋爱婚姻观念变化的《苦茶香》……这些“作”为展示了电影新人不因市场低迷而忽略的丰富多彩的艺术追求。 在这21位导演中，出现了一些非电影学院导演系“科班”毕业的新人，比如话剧导演孟京辉、影视演员徐静蕾、笑星黄宏、从事电视剧及ＭＴＶ拍摄的张一白、还有酷爱电影创作的退伍兵孟奇等。 虽然电影作的集体亮相令人振奋，然而在当代电影社、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电影新世纪导演研讨会”上，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作”的出现还是带有偶然的因素。“作”的特点体现在以新锐的视角，关注新世纪的社会生活，对电影语言及市场运作也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探索。《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的生活化构思，《苦茶香》的沉稳、从容，《我最中意的雪天》的拙朴、梦见手机丢了凄苦，《开往春天的地铁》的ＭＴＶ化表现等，从不同角度显示了中国电影艺术创新的积极努力。然而，拍摄题材的单一、故事薄弱、过于艺术化、票房不佳等却是部分“作”电影普遍存在的问题。业内人士对此表示忧虑。

　　作电影的出现，虽然有它的偶然性，但作为一种现象，却引起了专家们的思考。这批作品的质量如何，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恐怕还是这句流行歌曲的歌词更能代表多数人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喜的是它毕竟跟国际电影的发展水准有一定程度的接轨，这个接轨更多地体现在电影的艺术观念上，电影的艺术手法上，或者说电影视听语言、视听修辞。这些年轻导演地吸收了当今世界电影艺术的精华，地吸收了当代音乐、戏剧、舞蹈、美术、电子媒介艺术以及数字艺术的各种营养，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电影体验，所以电影在他们的手中已经与在、第五代、甚至所谓的第六代手中都有了不同的形态和。 大学影视研究中心教授尹鸿说：“《寻枪》对电影故事的心理化叙事能力和对电影修辞的风格完整性的处理，《开往春天的地铁》对电影故事的空间感和时间性的对立关系的表述以及对抒情性叙事方式的把握，《像鸡毛一样》对电影哲的追求和借助于舞台剧经验对影像的造型表意功能的使用，《不寂寞》对于都市青春片模式的现代演绎等等，应该说都显示了这些影片对革新电影叙事手法、电影视听语言、电影美学经验的一种自觉和热情。他们更追求电影视听语言的情绪感和节奏感，他们更强调视听元素本身的情感冲击力，他们更关注对于生活的片段和瞬间的体验，他们更热爱个体的心灵和情态，他们更愿意用对电影空间感、立体性的刻意营造来替代单一的传统电影线形叙事结构，他们更追求一种时尚的、格调化的唯美风格。”正是这一切，形成了青年新电影的标志。而这些，对于中国电影来说，不啻为一种新鲜空气的注入。 与欣喜相比，人们更多的却是从中感到忧虑。有的观众认为，这些作电影在类型上比较单一，多是集中在文艺片和儿童片上，商业片还比较少。 其次是在讲故事方面比较薄弱。学院副教授周涌说：“我非常吃惊的是，如此多的年轻导演在同时拍电影的时候，他们会在电影讲故事这方面出这么多的弱点。年轻导演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电影本质、电影叙事的独到理解，但是观众更希望看明白故事本身，希望能够有明确的可接受的东西，如果作电影导演在叙事能力方面得不到很大的改观，是吸引不了观众的。我们也看到了像《寻枪》这种找到一个平衡点的作品，但这种作品太少了。” 对于在这样一批作品当中，没出现更多的像、第五代那么震撼性的、让人注目的电影，专家们认为导演缺少平民情怀和对生活的真感觉、太艺术化是主要原因。有专家讲，这叫“矫情”。周涌说：“在电影创作中，有没有人文关怀是很重要的，之所以没有震撼性的作品，在于导演们把更多的心思放在怎样去获得说话的机会，而在影片中却看不到他们对所处社会真正的关心。” 导演郑洞天也非常认同电影的人文情怀，他说：“在中国如果一个星期不骑车，一年不坐地铁，就不要做导演，因为他与老百姓根本想不到一块儿去。其实技巧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但要想真正打动人却是与创作态度直接相关的。” 在这21部作中，《我最中意的雪天》中表现的普通老百姓苦中作乐的宽容、大度得到了专家们的赞许，这部电影也在此前举行的大学生电影节上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影片的导演孟奇说，他拍摄的东西一定是要先打动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打动别人。 也有观众认为，这批年轻导演最大的不足，就是对市场缺乏了解，因而拍出的电影在市场上的也比较悲惨。据博纳文化公司于冬介绍，这批片子除了《我的兄弟姐妹》在创作和发行过程当中取得了成功，获得2000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外，其它的影片都是赔钱的。 于冬说：“我觉得很多电影缺乏必要的商业包装意识，缺乏这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在酝酿剧本之初就要考虑市场，考虑商业发行。”

　　在２１部作电影中，人们发现，一些非导演专业的人纷纷拍起了电影，比如徐静蕾、黄宏。尤其是黄宏，首部电影就获了大。非导演专业的人拍起电影，让人觉得好奇，似乎当导演并不难。然而专家却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非导演专业的人拍电影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学院赵宁宇说，社会认为非导演专业的人拍电影新鲜，实际是对电影圈不太了解。从历史上看，当导演的并非都是导演专业毕业的。比如备受社会关注的第五代导演中，只有陈凯歌是导演专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呢？电影专家们认为，专业教育的分工不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据了解，在电影学院中，表演、摄影、导演、美术等专业的课程设置几乎相同。特别是美术、摄影等专业在影像方面更近似，所以有不少美术、摄影专业的人导演的子。比如这次的２１个作导演中，就有３人是学美术的。 从宏观上看，一些导演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经验不高也造成了非导演专业的人拍电影的现象出现。据说在美国等电影工业发达国家，电影各个专业的分工是极为细致的。因此，在普遍专业素质和职业经验不高的状态下，即便不是导演专业，只要有较高的天赋和较强的个人素质，也是能够成功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导演就是一种无师自通的职业。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黄军说：“导演常特殊的一个行业。在一个摄制组里，最有专业的是导演，最没有专业的也是导演。但是基础的东西非常重要，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肯定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因此，不是导演出身的人，一定要学习导演方面的基础知识，这样才能不断提高。” 不管怎样，有更多的人愿意从事导演工作，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终归是一件好事。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周星曾撰文指出，年轻的电影人包括了广泛的知识背景，艺术院校和非艺术院校、电影专业和更多的泛文化专业背景构成更为新颖的人才架构，知识文化的宽泛性与新世纪艺术文化的要求是相吻合的。

　　在一个集中的年度内，一批作电影问世，让评论界为之兴奋。然而，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专家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这种偶然首先是从作导演的谈话中感觉到的，他们的创作过程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因素，似乎没有自己的创作。如有的导“这部电影本来不是我想拍的，但是资金到位了，所以就拍了”；有的说这第一次是“蒙着拍的，像补课一样”；有的说作的拍摄过程就是一个“争取说话的过程”；有的说是“想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讲述一个故事”；还有的说“其实就是想过过导演瘾，拍的时候剧本还没准备好，边拍边改吧”。 大学影视研究中心教授尹鸿认为，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电影着一个特殊的处境：一方面，电影产业缺乏经济活力的支持显得远离当代经济文化生活的主流；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并不急于推进电影的产业化，没有把市场需求放在重要的。为了解决由于缺乏市场支持而导致的电影投资的单一和匮乏与对一定的电影产量的追求之间的矛盾，从2001年开始，一批青年导演终于获得了良机，他们的低成本优势，加上青年人的符号作用，使2001-2002年度成为了一个“作”年，陆续出现了20多部由青年导演制作的电影“作”。 作现象，并不是中国电影产业在过程中更新换代的结果，这批作除了《寻枪》等吸收了民间资金或者国外资金的极其少见的例子以外，绝大多数几乎都不可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发行放映之中，因而这批作对于提升中国电影的产业素质、提高国产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培育电影市场本身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 同时，这批影片因为多数都是直接间接的“命题作文”，即便是自选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被高度规范化了，留给导演们的思考空间和表达空间都相当有限，所以多数电影也不可能线年代后期以来这代青年人对于人性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真实体验和想象。此外，由于这批影片的制作成本大多只有200万元人民币左右，参加影片制作的人员大多缺乏电影职业经验，所以也不可能在电影的技术水准、艺术水准和工艺水准方面达到很高的水平……因而，很难通过这些作来线多岁的新电影人在上和电影素养上的优势和弱势，也很难判断这些作品对于中国电影究竟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甚至也很难判断这些影片是否能够代表这批青年电影人的真实才华和成就。 而学院教授赵宁宇则对“作导演”的提法表示。他说，在执导电影之前，他们很多人都有做导演的经历，在电视剧领域有很多的作品，比如滕华涛已经是炙手可热的电视剧导演，还有一些人做过编剧、摄影、美术、制片、演员等，就是说在21世纪出现的这些作导演，和以前所称的作导演不太一样。不管是第五代还是第六代，离开校院一段时间，在电影厂里面做导演，和今天在江湖上闯荡11年之后成为这样的作导演，他们的心态、创作方法，包括他们对社会各方面的思考都是不一样的。已经有过很多“触电”经历，这是今年作导演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有些电影作之所以会在这个年度出现，其实是拍摄过程早就完成，只不过是这个年度内才获审查批准。 虽然许多专家认为作电影的出现只是一种偶然，但他们表示要珍惜作。电影学院教授倪震说：“我们要看到中国电影新生产力的萌芽，看到中国电影生产力在新世现转移的一个信号。尽管这批作品目前还不处于十分理想的状态，这些导演还没有施展出自己真正的实力、全部的技能和完全的想象力，但已经表明了这个年龄层活跃的策划能力和积极表达自己社会和艺术观点的愿望。所以我觉得从生产力的构筑和生产力营造的角度来看，要积极地理解这件事情的发生。” 也许正如专家分析的那样，作电影的意义不在于为中国电影带来什么新东西，了什么东西，创造了多大的价值；而在于它出现的意义，在于为未来准备了什么东西。

　　娄建：《父亲·爸爸》； 齐星：《的故事》； 俞钟：《我的兄弟姐妹》； 吴兵：《苦香茶》； 陆川：《寻枪》； 张一白：《开往春天的地铁》； 滕华涛：《100个……》； 李春波：《女孩别哭》； 张番番：《不寂寞》； 孟奇：《我最中意的雪天》； 郦虹：《TV小子》； 李鸿禾：《我是一条鱼》； 李继贤：《王首先的夏天》； 石建都：《妈妈没有走远》； 马小颖：《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徐静蕾：《我和爸爸》； 孟京辉：《像鸡毛一样》； 邓建国：《母亲快乐》； 黄宏：《二十五个孩子一个爹》； 陈大明：《井盖》； 赵燕国彰：《恰同学少年》。（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