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正式公布了用于取代现行年号“平成”的新年号——“令和”。同时，现任天皇签署了改元政令，并在当天颁布。该政令将伴随4月30日天皇退位，在皇太子即位成为新天皇的5月1日零点起施行。由此，“令和”成为自“大化”（公元645年）以来日本所使用的第248个年号。
作为全世界唯一留存年号制度的国家，日本此次公布新年号，既是对这一历经1300余年岁月制度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延续，同时也体现出对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变革、国家形象与国民生活的兼顾和平衡。因此，新年号的选定和公布过程不仅牵动着日本全社会的神经，也受到了曾使用过年号的中国等国的关注。
众所周知，在历史上，日本曾全面学习效仿中华文化，年号制度就是其具体表现之一。与中国一样，日本的年号制度也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不仅在新天皇即位时进行改元，而且在发生地震、瘟疫、战乱等时，也会通过更改年号来祈求改变世势国运。从公元645年的“大化”至江户时代最后的“庆应”，日本在约1200年间共使用了243个年号，平均约5年就改元一次。其中，最短的年号为镰仓时代的“历仁”（1238—1239年），仅持续了两个月零14天；次短的年号是奈良时代出现的首个四字年号“天平感宝”（749年），持续了3个月零15天。频繁的年号变更既表明当时的阶层普遍“改名转运”，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历史上的混乱和社会动荡。
明治维新了日本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确立了一位天皇只使用一个年号的“一世一元”制度。新年号产生的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如“明治”年号由天皇从候选方案中抽签选出，“大正”和“昭和”则是由天皇直接指定。1979年，日本制定《年号法》，新年号由决定。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驾崩后，日本根据《年号法》举行了由专家组成的“年号相关恳谈会”，并最终在临时内阁会议上决定新年号为“平成”。
在此前1300余年里，日本已使用的247个年号全部出自五经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古代经典。例如，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大化”出自《周易》《尚书》《汉书》。现行年号“平成”则出自《史记》所载“内平外成”及《尚书》所载“地平天成”。此外，日本年号中还有直接原样借用中国年号的情况，如“贞观”“贞元”等。
日本宣布，新年号出自日本最早的诗歌总集《万叶集》卷五“梅花之歌”（32首）序文：“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更强调这是首次从日本典籍选择的年号。
然而，正如一位旅日学者所云：只要年号采用汉字，如何跳得出古汉语的掌心？且不说“令和”出典的序文与我们耳熟能详的《兰亭集序》结构非常相似，“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张衡《归田赋》中“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的化用。有人考证，“令和”在汉籍中有多个出处。更何况，日本的年号制度本身源于中国，所使用的汉字也源于中国。而且，这些汉字在日语中的吉祥寓意也与在汉语中别无二致。
据统计，在日本已经使用过的247个年号中，被使用过的汉字有72个，且从未使用过平假名和片假名。其中，汉字使用次数最多的是“永”字，达29次。“元”和“天”字各27次，“治”为21次，“应”20次，“正”“长”“文”“和”各19次，“安”则使用过17次，仅使用过1次的汉字有“吉”“胜”“泰”“白”“福”等30个。
此外，同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习惯一样，日本人也习惯于使用年号来标定自身的历史坐标。其中，既有“明治维新”这样用年号来记述历史大事件和转折点的例子，也有“昭和男儿”这样用年号来概括某一时代整体国民性的习俗。
正如日本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日本典籍，也毫无疑问受到中国古代经典的影响。例如，日本最古老的汉诗集《怀风藻》中的作品，很多出自中国的《文选》。由此可见，包括年号制度在内的源自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早已水乳交融于日本文化之中。星期四左眼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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