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香港的国语电影：你所不知道的香港电影

　　2014年5月每当提起港产片，人们往往会想起徐克、吴宇森、王家卫等笑傲江湖的大牌导演，以及张曼玉、周润发、梁朝伟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影坛明星。

　　每当提起港产片，人们往往会想起徐克、吴宇森、王家卫等笑傲江湖的大牌导演，以及张曼玉、周润发、梁朝伟等一连串熠熠生辉的影坛明星。你所不知道的是，在1949年以后，七八十年代电影新浪潮之前，有这样一个美妙而复杂的幽微地带战后香港的国语电影，它们既包含着以旧上海、老北平为核心的“大中国底色”，又蕴藏着作为殖民地的香港所特有的现代节奏与都市繁华。苏涛《浮城北望》所勾勒的，就是这样一幅属于战后香港国语电影的独特图景，武侠片、黄梅调、歌舞片、风月片，那些定格在大银幕上的瞬间，虽俱往矣，而其背后那份不灭的情怀，却在相隔近半世纪之后，由作者娓娓道来，可一而不可再。

　　书名中的“浮城”，顾名思义，指的是香港。经历了战乱的年代，大批新移民南下，他们一度将这里视为暂时落脚的驿站，殊不知寄居在此“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中再也回不去，便度过了一生一世。在这样的背景下，苏涛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爱情传奇、古典美学与“南来影人”的家国想象》一文中，剖析了六十年代邵氏电影公司所出品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席卷港台及东南亚的最重要原因慌乱的大时代里，庶民百姓们的那份无处安放的乡愁。本身就是南迁移民的李翰祥自编自导，将梁祝这个人尽皆知的爱情故事，借助大量的移动镜头，复杂的场面调度，以及穿插在情节之中，经过现代化后，朗朗上口的黄梅调唱段，营造韵生动的影像。

　　电影里随处可见古典传统色彩，从摄影棚中搭建的亭台楼阁，到学堂里所吟诵的《论语》，它们都与游子们回不去的中国遥相呼应，这里的中国不是，亦不是1949年后的，而是一个由浮城众人所想象出的乌托邦般的“中国梦”，桃红柳绿，家常而安宁，深深地慰藉了海外华人颠沛的离散经历，更满足了移民们对故土的思念之情。凡此种种，让该片在创下接连上映六十三天，票房收入逾八百三十余万。

　　对于这部只用了半个月时间拍摄的电影，苏涛更提出了一个颇有深度的新观点，即角色双重反串中的女性意识之。所谓“双重反串”，一方面是祝英台女扮男装前往杭州求学，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故事中的男性角色梁山伯，扮演者是厦语片出身的女演员凌波。前者在情节上，将祝英台这个人物形象打造成了的行动主体，她机敏、、敢作敢为，最终的“化蝶”虽是悲剧收场，导演却借助大量音乐和来自日本的特技画面，赋予了她不让须眉的气魄和胸襟，后者则是由彼时明星格局所决定不同于女星常常被视为“花瓶”的现状，在五十到七十年代，直至新武侠片出现之前，女明星在银幕上总是玲珑百变，反观男星如乔宏、雷震等，他们的形象却大多是脸谱化的硬汉或小生，显得薄弱甚至缺席。在如今港产片中，女性角色往往是被家庭所的贤妻良母，抑或是展示身材的青春，若不回顾历史，我们可能不会知道，影坛有这样一段阴盛阳衰的过往，曾几何时，女性才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力量。

　　现代人只知道“邵氏出品，必属佳片”的口号，殊不知在当年的影坛，其实是有左、之分，的“长凤新”，即长城、凤凰、新联，风靡的夏梦、陈思思、石慧，即是隶属长城影业公司的“长城三公主”；则由同为南洋背景的邵氏与电懋公司你方唱罢我登场地各领。在《上海传统、心绪与女明星的表演长城影业公司的创作特色与文化选择》一文中，苏涛延续了对“女明星”这一群体的关照，并以素来以离经叛道著称的“坏女人”，影星白光的银幕角色和个人经历为案例，追溯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南来影人，身处历史转折之中的心历程。

　　一直以来，白光都是女明星中的异类。她成名于40年代的上海，在其所主演的《心》、《一代妖姬》等片中，她的定位都是放荡、的。烫着波浪形的卷发，穿着紧身旗袍，烟不离手，一把慵懒的女中音，轻蔑又骄傲地吟唱着“你是虔诚的，我是庄严的女”，可谓是男权的。然而白光所饰演的角色，却基本上不得善终，或为情而死，或沦为。作者将此现象，归结于彼时父权社会的集体焦虑，大已经兵荒马乱，而当女性不再卑躬屈膝，当她们的力对社会构成，为了掩饰某种自怨自艾的心理，男性必须利用所掌握的话语主导权，在电影的文本层面对她们进行和惩罚。尽管如此，女性力量的崛起却还是有目共睹，拿白光来说，在1949年赴港时，曾指她此举为“逃难”，而她本人却颇为不屑地作出否认，她回应“我怎么也不逃避，新国家、新潮流、新时代，一切新的东西，我都接受！”以昂首挺胸的姿态被贴上标签，字字句句，掷地有声。

　　另一种风格的女性形象，来自与邵氏公司相互抗衡的电懋公司。若不是作家张爱玲为电懋写过《情场如战场》等剧本，大概一般观众，皆对这间电影公司知之甚少。其实，在当年的影坛，电懋与邵氏，常年处于打擂台的状态，前文所提到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邵氏在知悉电懋要开拍《梁祝》之后，投入人力物力，全力抢拍的速成之作。若不是1964年电懋高层赴参加亚洲影展，使得整个电影帝国如庞贝城般一夕之间，恐怕整个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香港电影史，都将需要改写。

　　在《“电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现代生活方式与都市空间》一文中，作者对电懋公司的“女明星”作出了新的定义：既是都市想象的载体，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言人。她们时髦摩登、风度翩翩，在电影里，她们是作家、是空中小姐、是画家，是女学生，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体面的身份，没有太多和文化的包袱，敢爱敢恨。作者更提出了时装片中的“花花公主”概念，例如在《四千金》中叶枫所饰演的二姐Helen，她美丽而风流，最爱横刀夺爱，又把“玩玩有何不可”挂在嘴边，从不为组建家庭的事宜所烦恼。这样传统婚恋观念的反叛者形象，在今时今日的社会中，也不算少数，而作为1957年的电影作品，它的预言意义，自然也不言而喻了。

　　年代固然已经远去，而普世价值却总是相似的。从故纸堆中那段鲜为人知的过往，揣摩那份遥远的乡愁，悉数银幕上下，明星形象伴随历史脚步的变迁，或者按图索骥，观看几部香港国语老片，去感受那陈旧却独具魅力的光影，去理解轻歌曼舞背后的风华，这也许是苏涛《浮城北望》这本书对于一般读者最重大的意义。然而，若你本身就是熟知这段历史的老电影爱好者，这本书则带领着你缅怀那段最美好的岁月，重温熟悉的名字与典故，我想，就如同国语电影之于移民港人一样，对你来说，在嘈杂的当下，《浮城北望》也是一种抚慰，一份寄托，一隅情怀的避风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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